父亲突然走了,一直坚信他会好起来的我们许久都回不过神儿来。回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小时候的往事如潮涌来。写几个小故事吧,把久远的回忆记录下来,让自己闲时有一寸园地去重温那曾经的美好。

1.   勤为径

也许是出于体谅祖母独自抚养的艰辛,父亲从小就是个刻苦、自律和发奋读书的孩子,小学时门门功课优异。有一次学校举办了个别出心裁的数学考试,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用同一张考卷,唯一的要求是所有的应用题只能用算式来解。结果使人出乎意料,高年级的学生成绩普遍不好,他们用惯了方程反而对算式生疏了,父亲作为低年级的学生骄傲地站在领奖台上时的心情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特别得意”。

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书。他的书桌上摆满了业务书籍,大多呈翻开状态,为此他还专门嘱咐祖母在打扫卫生时不用收拾书桌,因为书都合上放整齐后再想找回原来的断点又要再来一遍。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家在重庆,重庆的夏天酷热难耐,坐着不动都会汗流如注,白天熬过之后夜晚往往也不轻松,热空气像被罩住一样怎么都散不出去。那时有电扇的家庭少之又少,更不知空调为何物,深夜之前屋里闷热至极,基本待不住。晚饭后人们先在地上泼水,水接触地面那一刻,带着泥土味的热浪会立即腾空而起。凉一点后,人们再把竹椅竹床搬到屋外,有人干脆通宵睡在外面,其余人各自坐定后,喝老鹰茶,摇蒲扇,摆龙门阵。这时父亲在干什么呢?像往常一样,挥汗读书呢。深夜,我们从外面进屋时看到的是他背上的一股股急速下淌的细流。

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时我们家在北京,主震发生在夜里,人们先是不知发生了什么,然后开始往外跑,外面一片混乱,经常听到有人问看没看见谁谁谁。我们住的那栋楼没有倒,但裂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天亮以后站在外面的我们时不时仍然清晰地感到脚下横向和纵向的余震。祖母见父亲未在身边,赶紧让我去看看,这时也有人陆续回去拿东西,我也跟着进了楼,却见家门开着,父亲正伏案写东西呢。祖母见到被我拖出的父亲时也忍不住责怪：“你不要命了吗?”父亲笑了笑,也没多解释。多年后,我有时会想父亲是一个思维清晰、有逻辑、有判断的人,完全不可能想不到当时的潜在危险。他选择这样做或许是他认为主震时楼都未塌,余震时楼再塌的概率不大?亦或许当时突然对要解决的问题产生了灵感,不立即记下来恐在不经意间消失?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父亲在业务上有了明显的积淀。许多年后有人问他是不是因为聪明才能做到他所做到的,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一直不认为自己聪明但承认勤奋。

2.   教育

小时候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一是不许拿别人家的东西,二是不许撒谎。而且反复强调犯错误可以,说清楚下不为例就行,但如果触碰了这2条,他绝不姑息。不久考验来了,我因为不愿承认某件事而撒了谎,父亲发现后反复给机会让我更正,我想更正等于承认撒谎,于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下面的场景就不太美好了,只见愤怒的父亲像拎小鸡一样一把将我提溜过去,接着就是屁股上巴掌伺候。我又哭又喊想招引援军,祖母果然来劝,但父亲似乎铁了心要让我长点儿记性。这种教育方式照现代人看来可能是简单粗暴,然而记性是毫无悬念地长下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撒过谎,做错事是有的,但承认了,这时父亲反而会很宽容。为这顿打我恨父亲吗?恨了几天吧。别看父亲只有2条要求,我以后的许多生活原则基本是这2条要求的延伸,比如不占小便宜、诚实、诚信、不损人、不背叛等等。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和弟弟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当时重庆是秋季招生,而北京是春季招生,换句话说我转学过去要么跳一级要么留一级,父母商量后决定让我跳一级。那时教材不统一,即使同一年级,北京的教学水平远高于重庆。我硬着头皮在课堂里坐了一天,各科听下来几乎一句没听懂,回家一说,父亲便主动提出帮我补课,于是每天晚上的学习就开始了。功课有好几门,要补上三年级北京高出的部分加上四年级半学期的全新课程,我自己当然每天也要去学校云里雾里地跟着进度。父亲白天工作,晚饭后帮我补课。数学部分,父亲总是要求我弄懂弄通,能举一反三。有时一遍不懂,讲两遍,两遍不懂,再讲第三遍。补习经常进行到深夜,往往是家里人都进入了梦乡,我们父女还在挑灯夜战。期末考试的结果出来了,老师当着全班同学指着一个学生说：“你真是没心没肺！某某半路插班都考及格了,而你整个学期都在却还是不及格！”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老师的语言可能需要调整,但当时只要是为学生好,老师怎么做,家长都相当配合,损两句更是不在话下。四年级下学期开始我完全上了轨道,各门功课突飞猛进,一直到毕业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当三好学生的奖状及优异的成绩单一次一次地交到父母手中时,父亲很欣慰,自己也庆幸没有辜负他。

3.   家务

父亲因经常在外,家里的事大多是母亲或祖母打点。但在没出差的日子里,父亲还是尽量地参与家务。那时重庆的高温动不动就烤爆区域供水的水管,水管一爆,家家停水。一时间饮用水、洗菜做饭用水、洗漱用水全都成了问题,在炎热的夏天遇到这种情况根本熬不过去。为了补充家庭用水,人们拿着各种器皿到很远的地方取水,这时父亲一定挑着2个大桶走在人流中。父亲个子高、人瘦,平时干体力活也不多,挑两大桶水走这么远的路（有时还不止一趟）对他来说挑战巨大,但他每次都完成了,想来在抵达家门之前,必定有多次的力竭与坚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家家用煤炉,烧的煤呈圆柱形,上面有12个贯通的小孔,可能看着像蜂窝故得名蜂窝煤。那一阵子蜂窝煤不是现成的,需自己制作。父亲先要蹬着三轮车买回无烟煤倒在房前的平地上,再加进土等几样配料用力搅拌均匀。将拌好的无烟煤填入打煤机的圆柱筒里,放上重重的铁砧,下面就全是力气活了。父亲要抡起大锤,像打铁一样一锤一锤地砸在铁砧上,蜂窝煤在不断地冲压下慢慢成形,完成一个就拿出来放在空地上晾晒。在大锤和铁砧有节奏的撞击声中,一个个蜂窝煤被码成整齐的矩阵,直到堆着的无烟煤全部消失。这时的父亲一定是汗流浃背加一脸煤黑。

4.   先人后己

家住重庆时,后面有一棵大树,一到夏天树上的知了们就会在中午前后开始它们的大合唱,人们熟悉这种声音像熟悉一日三餐一样。突然有一天在习以为常的蝉鸣中传来了孩子的哭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惨。父亲听到了,透过窗户看到一个小孩坐在一个树杈上,正在被一群马蜂围攻,她的一只脚被什么卡住了动弹不得。父亲见状二话不说,披上一块布就冲了出去。救下小孩儿后父亲的头上、臂上、手上都肿起了一个个大包。后来我自己被蜂子咬了一次才知是怎样的疼痛。我只被咬了一口,当从头到手密密麻麻地肿起多个大包时疼痛应该加倍吧?父亲出去之前知道自己会被咬吗?我想是知道的。

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孩子们对参加仪式的服装是很重视的,比如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我自己的要求是白衬衫一定要干净、雪白,蓝裤子一定要清洁、深蓝,红领巾一定要平整、鲜红。还有就是运动服,如能在学校开运动会时穿上一套,小小的虚荣心会得到大大的满足。那个年头,对我们家来说,一套运动服绝不是说买就能买得起的,跟母亲提了几次后,母亲就开始攒钱,终于有一天,一套宝蓝色的运动服交到我的手中。那是怎样一种欣喜,怎样一种梦想成真啊！离运动会还有一阵子,舍不得穿,天天看,想象运动会那一天穿上这套崭新的运动服能有多精神。哪知好景不长,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某某同事的孩子要参加运动会,知道我有一套运动服想借去穿一下。天哪！她怎么知道我有运动服?我的运动服一次都未穿过,怎么能借给她?我坚定地对父亲说不行。父亲讲了很多道理,我还是不同意,于是他失去了耐心,训斥我了几句后直接把运动服带走了。今天看来,父亲所为简直是不可思议,但那是一个“先人后己”的时代,把这条口号付诸行动的人何止千千万万。我当时很委屈,很不情愿,感觉天都要塌了。后来东西借出去了天也没塌下来,我也就逐渐地不再“护食”了,甚至开始愿意把自己的东西与人分享,直到现在朋友或熟人如果喜欢我的哪个物件,哪怕小贵,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送给她。

5.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现在的一个流行理念是先家庭后工作,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不一样：先公后私、先工作后家庭几乎被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践行着,“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更是军人本色。父亲的工作总是很忙,除正常上班外出差是家常便饭,单位如有什么急事需要临时处理,他即便正在吃饭也会撂下筷子立即出门。有几年父母出差频繁,而且一去就是几个月,我和弟弟只好跟奶奶一起生活,困难是多重的：家里烧灶的柴禾不够,我必须在放学后帮着捡柴禾或搂树叶；学校里需要家长出席的活动没有着落；考试成绩需家长看过回复的只好奶奶代劳；学校给家长的通知,信函中如有奶奶完成不了的都要请人帮忙。弟弟那时还未上学,整天在外面玩,有一次从高处跌落,摔断了手臂伴轻微脑震荡,奶奶急得不知所措,多亏邻居帮忙把弟弟送进医院并及时处理后才避免了不必要的后遗症。几十年后我们才知当年父母长期出差是在参与国家的重大工程——原子弹爆炸中的医学实验。

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地震,父亲加入了救灾医疗队当即赶往灾区。地震后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父亲一行人路上遇到塌方,连车带人一起翻到一个大坡下面,有一个同事还被甩出车窗,重重地落在一个大泥潭里。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腿脚被别在车里动弹不得,疼痛剧烈,心想这条腿八成儿是交代了,去唐山怎么办?”当先爬出汽车的同事七手八脚地把他拖出来时,他惊奇地发现腿没有骨折,其他人也无大碍,大家当时庆幸的不是自己大难不死,而是接下来的救人工作没有耽误。一行人做了简单的清理和包扎后带着满身的泥水又继续赶路了。地震后我们大院里的家家户户都在操场上搭起了帐篷,不再进楼了,好像大部分或整个夏天都是在帐篷里度过的。不知父亲去了多久,只记得我们住帐篷的大部分或全部时间父亲都是缺席的。

20世纪70年代,北京的冬天家家都要挖地窖储存白菜,此活本来是男人的事。因父亲长期出差,母亲和我必须承担我们几乎无力承担的劳动,别人挖的是能够下人的地窖,而我们只能从地面往下挖个浅坑,把菜埋进去了事。奇怪的是,不管父亲多忙和外出多频繁,他本人没有一句怨言,家人也没有。

6.   结束语

多少年来,或和风细雨或电闪雷鸣,父亲以他的方式培育着我们。他从未要求我们考试要考多少分,也未花过一块钱送我们去上任何兴趣班,影响着我们的是榜样的力量。孩子是会模仿大人的,大人刻苦勤奋,孩子自然会努力学习；大人善良正直有底线,孩子自然会规矩做人。幸运的是父亲亲眼看到了我们的成长以及最终成为了他所期望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小学时背诵过老三篇,直到现在还能记起毛主席对白求恩的评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回首半个多世纪的一桩一件,我觉得父亲也是这样的人！